林涛科幻影视_第18页

06年帮亲弟弟买了套房，我现在后悔极了，太亲的人真是不能住太

那是我弟弟林涛的家门，就在我对面。一道走廊，宽度一米二，从我家门口到他家门口，不多不少，正好三步。这三步，我走了十八年。从2006年到今天，一万多个日夜，我家的饭菜香，总会准时飘进他家的门缝。

我拧开橱柜门，一股混着铁锈和潮气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像极了我和林涛婚姻走到尽头时，家里那股沉闷的空气。我把毛巾塞在接口处，又找来一个旧盆子接着，叮咚，叮咚，水滴砸在塑料盆底的声音，一下，一下，敲在我的太阳穴上。

晚饭后，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像一面铜锣，在我耳边敲得嗡嗡作响。老伴陈兰在厨房洗碗，水流声和瓷器碰撞声，隔着一道门，也显得格外清晰。我拿起遥控器，犹豫了一下，又把音量调回了32，一个我和陈兰争执多年后，勉强达成的妥协数值。

晚饭后，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新闻联播慷慨激昂的结束曲，像一面音墙，把我和周毅隔在客厅沙发的两端。他盯着屏幕，我盯着他被电视光映亮的、毫无表情的侧脸。

晚饭后，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，像一根看不见的钢针，精准地扎在我太阳穴的神经上。我丈夫陈阳默默地把女儿碗里最后一点米饭拨到自己碗里，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一丝声响，仿佛他的世界自带降噪功能。

那本红色的结婚证，被我翻来覆去地看，边角都快被指尖的汗濡湿了。

手机震动的时候，我正在看窗外。一百二十层的高度，黄浦江像一条解冻的蛇，缓慢地在楼宇间蜿蜒。屏幕亮起，是一条银行短信。我点开，一串数字安静地躺在那里，长得像个电话号码。

晚饭后，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，像一根钝针，精准地扎在我耳膜上那片最孤单的区域。我叫林建国，今年五十六，老伴文芳走了三年，这电视音量，就没低下来过。

晚饭后，电视的声音照例被开到35。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像一把钝刀，日复一日地切割着我和陈娇之间所剩无几的空气。陈娇在厨房洗碗，水声开得很大，哗哗作响，仿佛要盖过这屋子里所有的声音，包括我们各自心跳的声音。

晚饭后，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，像一颗钉子，精准地钉在客厅的静默里。我妻子陈雪坐在我对面，心不在焉地削着一个苹果，果皮在她指尖断了三次。

晚饭后，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。不大不小，刚好盖过厨房水槽里传来的滴水声，却又盖不住我们之间那令人窒息的沉默。林涛盯着屏幕，屏幕上的光影在他毫无表情的脸上跳跃，仿佛那是一张不属于他的，借来的面具。

遥控器的“音量减”键被摩挲得光滑发亮，几乎看不清上面的符号，而“音量加”键的棱角还很分明。这个小小的细节，像我们婚姻最后那几年的缩影，她总是在调低，我总是在调高。我们争夺的不是电视的声音，而是生活的话语权，直到最后，连争吵都成了一种奢侈。

我们家那张两米宽的双人床，左边，属于陈磊的那一半，已经塌陷出了一个固执的弧度。像是一个无声的记号，标记着他七年未变的睡姿，也标记着我们婚姻里某种失衡的重力。

多年来，他们过着平凡而安稳的生活，李明一直以为自己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。